比如我们要一起讨论《红楼梦》，结果是无法讨论。

简言之，唯切实思诚，才能在道德和政治活动中即人事中实现天理流行。5 船山反对以神明之舍解心，认为心既是神明，以心与理相拟而言，则理又为实，心又为虚，因此说虽有体而自能涵理（《读四书大全说》，第1106页）。

不昧有初终、表里二义即初之所得，终不昧之，于表有得，里亦不昧，不可作常惺惺。不仅《大学》八条目可用思诚来统摄，《中庸》诸工夫亦然： 故思诚者，择善固执之功，以学、问、思辨、笃行也。知觉以著，故云应万事。这是因为，船山强调思诚工夫便是因仁义礼智乐五德之实体以达乎实用，即修之一身而不容以斯须去，行之天下而无乎不宜，从而实现以之治一身而圣德全，以之治天下而王道浃（《四书训义》下，第478-480页）。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的说法首出韩愈，朱子对此说的解释是赖其言而今之学者知宗孔氏，崇仁义，尊王贱霸而已，与其说朱子认同此说，还不如说他更认同小程子孟子大贤，亚圣之次说法。

就是说，此性不失者就是即其未见孺子入井之时，爱虽无寄，而爱之理充满不忘，那才是性用事的本领，即他寂然不动处，这怵惕恻隐、爱亲敬长之心，油然洞然，与见孺子入井时不异。因此，船山对蔡元定以尾字来解释此端字颇为赞赏，认为此说固是十分胆识，这是从众人全体隐晦、仅有此心言之。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待。

既然存在着这种比较而言的差别，我所谓哲学或许并不是展示近溪其人其学的最佳途径，就是着眼于近溪的特色，意在提示另一种观察近溪其人其学的视角。阳明学的思想辨析，细致而深微，阳明学思想家的讨论，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正理解这些讨论，对人的心智能力是一个考验，绝不是浅尝辄止可以进入的。我认为也在本书中获得了充分的实现。即便就同一个学术思想的课题来说，如果不能虚心平气地认真吸收前辈时贤的成果，要么视而不见或蓄意忽略，要么本着立异与争胜之心为赋新词强说愁，甚至对已成定局的论与证（arguments and evidences）刻意做翻案文章，就往往非但不能取得后出转精的进化之效，反而会要么拾人牙慧，要么强词夺理，不免同样落入退化之途。

因为研究对象的固然本不必是一。近溪的生生说认为天是生生之源，宇宙的创生是一个和谐而连续的过程，生生是宇宙内在固有的属性，天道具体地实现于这一过程，从而排斥了用外在的第一因或形式因来解释宇宙生成的理论。

事实上，正如我历来所认为的，只要不是用一种一成不变的格套从外部强加于研究对象，而是因其固然，从研究对象自身的血脉和肌理出发，任何的取径和方法都是可以运用的。其参考的学术著作不但包括如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这样并不属于汉学家作品却直接以中国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典之作，更包括西方与日本那些一流的汉学家的作品。知识上的专注与世事上的淡泊，可以说是同一种气质的两个方面。以此观之，我认为世昌已经做到了进入罗近溪哲学以及阳明学义理世界的内部。

引明代禅僧高峰原妙的文献印证近溪关于疑与信的讨论（第七章第一节）。行文之初，我不断告诉自己，在这样学术性的著作中，不宜过多流露个人的情感。公事例如我曾经请他参加我受邀主持的子课题，负责其中主要部分的撰写。不过，学术研究往往总是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也正是在广泛搜集各种相关文献与史料的基础上，世昌编纂了近溪的年谱。按：每每想起世昌这位品学俱佳却英年早逝的学弟，我的心中都不能不为之感到痛惜。

不然的话，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语，就无法是对同一座山的观察所得了。当今中国的学界，弥漫着一股浮躁的风气。

世昌在建立知识和探索思想方面的专注与进取，在本书中得到了客观而恒久的保存。而对于前者，我则总是不由而生相惜之心，心理上自动与之拉近了距离。其次，世昌自觉吸收西学的观念，作为通过比照而进一步理解近溪哲学的助缘。欧洲有弗朗索瓦·于连的《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日本则包括岛田虔次的《中国に於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の研究》、荒木见悟的《佛教と儒教》以及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就让我以四年前为其大作撰写的这篇小序，再次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如果他现在世的话，这些可供进一步探讨的议题，或许他早已以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提供了自己深思熟虑的解答。

专心学术思想而有大成者，几乎已是屈指可数。在此，就让我略抒感怀，既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更作为我个人对世昌的纪念。

第三，就国际视野来看，世昌也颇能留意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就宇宙发生论而言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上帝造物说的模式（第一章第一节）。

2022.8 二十年前，当我专力从事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的研究时，由于我的研究虽然以龙溪为焦点和取样，但并不限于龙溪的思想和历史世界，而是将其置于中晚明阳明学的整体脉络之中予以审视，同时也自觉提炼和考察中晚明阳明学的核心问题意识，于是，很自然地，我对罗近溪其人其学同样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知不觉，世昌已经走了六年。

在政治化与商业化的双重夹击之下，这股风气只见其益，未见其损。如今十四年过去了，阳明后学的研究日趋广泛，但是，就罗近溪的哲学思想研究而言，至少在我经眼的范围内，我认为世昌的研究仍然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然而，回想起来，陈来先生座下，无论公事还是私谊，迄今为止世昌竟然或许是与我交往最为密切的一位。我历来觉得，真正较为纯粹的学人，对于知识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专注和追求，由此总会淡然甚至不屑于世俗的机变和追逐。

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我在本世纪初曾经指出，一个好的研究需要具备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这三个方面。对于后者，无论长幼，我难免都不以为然、敬而远之，认为他们其实是入错了行。

知识的建立和思想的创造，都处在低迷的状态。2004年世昌的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之际，我即认为，世昌此作可以说达到了当时海内外罗近溪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这一方面在本书也有突出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世昌此书可以扩展和深化之处，想必也早在其意料之中。

我终究无法做到只论理而不及情。至于世昌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宁静淡泊，则只有在和他本人实际的日常交往中，才会获得真切的感受与体会。瑞士学者耿宁后来曾经出版了专门研究阳明学的巨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但在世昌撰写博士论文时，此书尚未写成，遑论出版。但二者相较，哲学或许并不是展示近溪其人其学的最佳取径。

如所周知，编纂历史人物年谱早已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特征。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研究的好坏，在其取径与方法乃是基于因其固然的前提下，在于是否能够将其取径和方法运用得当、贯彻到底。

当然，龙溪同样以传道施教为己任，并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八十多岁仍不废出行，并非把良知学仅仅作为一种理论。以此苛求的话，世昌此书当然也有可以扩展和深化的地方。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真正的狂者，必定是有所不为的狷者。打个比方，无论练习哪一种拳法，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将其习练到家而像庖丁解牛那样游刃有余，达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纯熟境地。